虞云国| 我们究竟该如何评价宋朝？-环球滚动

关于宋朝的几种误读

宋朝立国年代长，史料存世数量大，未经全面占有，缺乏深入研究，仅凭个别记载，便下全局判断，难免会出现失误。以下几种误读，当前亟须纠偏。

第一，过度美化宋朝。

【资料图】

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宋朝确实出现了新气象，但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毕竟未脱君主专制与地主经济的大框架。误读者往往抽离大前提，不分时段区域，将若干新元素绝对化、普遍化与一贯化，进而作为过度夸饰的支撑性依据，其结果必然有违历史事实。

先说社会经济。有误读者将宋朝说成是农民“自由、快乐地生活的朝代”，显然有失偏颇。宋朝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虽有改善，但官府代表国家对其控制与盘剥并未放松；他们的生活在总体水平上尽管比前代有所提高，但总不能将宋朝美化成“广大民众的黄金时代”。

次说言论环境。宋朝士大夫官僚确享有一定的言论自由，那是相对其它专制王朝而言，但即便宋朝也仅限于政治生态良性运作期。南渡以后，政治生态明显恶化，秦桧在宋高宗的默认下，屡兴文字狱置反对派于死地；韩侂胄以“伪学逆党”倾陷政敌，厉禁道学与道学派，都是众所周知的。误读者不论前提与时段，全面判定宋朝是“没有思想禁区”与“没有文字狱的时代”，显见是大谬不然的。

再说士风名节。新儒学确有砥砺人心之功，也出现了范仲淹、包拯、文天祥等一批士大夫精英。精英有榜样的力量，但士风从来随政风互动。在良好政风下，例如北宋庆历、嘉祐时，士风相对振作，操守自然高扬。政局一旦污浊，虽仍有少数士大夫不为所屈，但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专政时，士风窳败，斯文扫地，何来风骨气节可言，而这些权臣与麇集其麾下者，十之八九不都是士大夫官僚吗？足见笼统断言宋朝是“君子时代”，无疑也是误读。

第二，无关中国模式。

观过度美化宋朝者，大多是历史爱好者以偏概全的认知性误读；但也有极度美化者将宋朝政治等同于当下的中国模式。如前所述，宋朝在政治文明上有着长足的进步，但其所有进步都是相对的，而且是在专制政体下展开运作的；皇帝仍是国家最高决策者，祖宗家法下所有顶层设计无不服务于君主专制集权。把宋朝政治误读为现今中国模式的根本失误，就在于有意无意地忽视君主专制这个大制度，而处心积虑地美化某些小制度。

比如，宋神宗与宋哲宗时期有新旧党争，有人将其说成“以王安石为偶像的改革党与以司马光为偶像的保守党两党轮流执政”，用以论证宋朝已“有共和的因素”。这种说法把古代帝制下两党轮流辅政与近代意义上两党轮流执政混为一谈。一字之差的症结，旨在抹杀民主共和与君主专制的本质差异。

宋孝宗与宋理宗都以旁支宗室而入继皇位，有人将其曲解为政治上“‘谁都可以当皇帝’的开放性”。纵观中国历代王朝，因君主绝嗣而旁支承统的权变做法，并非宋朝独有，若将其美化成宋朝已具“皇权开放的观念”，实在匪夷所思。君不见，皇权依旧在赵姓皇帝后代中私相授受，“皇权开放”从何谈起。

有人把宋朝对皇权及其决策程序的相对制约，解读为“皇权成为最高公权力的象征”。殊不知宋朝这种相对制约，最终必须以皇帝自觉接受权力制衡为前提。这也决定了代表皇权的宋朝皇帝不可能像近代立宪制那样彻底虚君化，也就谈不上宋朝“以制度保障了国家公权力最大限度地属于全社会”。

更有甚者，有人声称：“令全世界疑惑的‘中国模式’，其实就是宋朝政治的核心理念：超越利益集团。”说宋朝国家政权已经超越利益集团，是“一个高于各个利益集团的存在”，这不仅缺乏关于国家权力的政治学常识，更经不起宋朝政治诸多史实的有力否证。